1960年深冬，戈壁滩上一阵硬风卷着黄沙，把露天餐桌上的搪瓷碗刮得丁当作响。张蕴钰抬头看向天边，他记得自己刚到基地时，石英砂在鞋底嘎吱作响，耳边只剩风声。那年他46岁，被任命为代号“九〇二”工程总指挥，军人出身的习气让他说话总是干脆——“时间紧，先修路”。
修路听上去简单，实际是一连串繁复工程的起点。没有公路，仪器进不来；没有水井，混凝土拌不动。张蕴钰抓着图纸把每一道沟、每一条管线往前推，八个月后，最先竣工的是能承受90吨载重的试验大道。日后所有炸药、铀芯、检测车，都循着这条灰褐色带子抵达爆心。
1958年，核试验靶场主任的任命文件送到政委办公室，他的头衔第一次与“核”字相连。河北乡亲给他来信，问他现在是做什么差事，他只能回一句“搞国防建设，保密”。表面轻描淡写，却把全家户口都迁进了保密系统，妻子再也没回过石家庄。
到了1964年10月，所有铺垫只剩最后72小时。14日下午，张爱萍副总长召开临时会议，宣布“16日实施首次实爆”。消息传出的一刻，几位将领对视无言，时间表已无回旋余地。会后，张蕴钰悄悄看了看笔记本：风速、压强、探头校准，都用红笔圈起，再也改不了。
16日清晨7点，一支由张蕴钰、李觉、朱卿云组成的小队驱车向铁塔驶去。塔高102米，银灰色骨架攀着电缆，远远望去像一支倒插戈壁的利箭。车停在警戒线外，哨兵拔下枪栓，动作干脆得像示范。张蕴钰拍拍对方肩膀，只留一句：“守线，寸步莫让。”
吊篮顺着钢索滑下，摩擦声里混着金属颤音。搭乘吊篮升塔前，众人先进旁侧工具房消静电——那间仅十余平方米的小屋，门槛被走得发亮。操作间空气里弥漫酒精味，方正知低头核对引爆线路，连招呼都没抬。朱卿云在梯脚仰望，只听到塔顶传来简短一句：“还有五分钟。”
电闸旁贴着操作规程，纸页因为多次折叠已经发黄。张蕴钰取下它，在下端写上一行小楷：“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那支铅笔芯因沙粒嵌入，写出的字略显粗糙，却像是给未来留下的暗号。钥匙冰凉，他揣进左胸袋，顺手摸了摸——位置正好压在心跳上。
吊篮降回地面时，李觉忽想起塔顶悬挂的领袖画像。“记得放下来，别让风把它撕了。”他冲卷扬机手喊了一句，声音被风吹得有些破碎。对话短促，却关乎示范演练安全，没人敢怠慢。
8时45分，吉普车队驶离塔基，几人回头，塔身在晨光中笔直无声。片刻恍惚，他忽然想到，不到两小时后，这座钢铁巨物就将化成钛铁烟尘。多年后，一位摄影师在遗址拍到扭曲的钢梁——那是唯一留存的“塔骨”。
驾驶席上的士官踩下油门，车尘翻滚。中途张蕴钰下车，步行500米进入主控站。屋里只有张震寰、邓易非、程开甲三人。程开甲头发被汗水打湿，眼镜片后闪着疲惫光芒。他轻声说：“线路已闭合，只欠东风。”张震寰接过钥匙，深吸一口气放进控制台凹槽。
9时30分，张蕴钰赶到白云岗。指挥所半嵌于山体，混凝土墙里温度低得像地窖。张爱萍端着望远镜站在窗前，听到脚步声才缓缓回头：“K1已发。”话音未落，炊事员端来一盆热饺子，肉香在冷气里迅速散开，却无人动筷。
9时57分，K2、K3口令依次下达，系统切换自动控制。倒计时声忽高忽低，与仪器蜂鸣相互压叠。程开甲低声念叨：“它一定响。”这句话像是自我暗示，也像给同僚撑腰。
10时00分04秒，大漠深处一道白光划破天幕。接着火球膨胀，蘑菇云拔地上升，顶端高度约7800米。冲击波抵达白云岗前，震动把望远镜拍在沙地。顷刻安静后，指挥所爆出拳击般的欢呼。有人跳起高喊，有人泪水止不住往下掉，也有人傻站在原地对着窗外远处的橙色火云楞神。
张爱萍抓起电话，嗓音沙哑而坚定：“报告，爆炸成功！”话筒那边沉默两秒，随即传来一句“收到”，再无多余字眼。
10分钟后，防化部队第一梯队全副武装，驱车进入污染区。7座操纵台原本装了50多个探头，爆后仍有39个存活。数据组在热浪未散时拆下探头，4小时内汇总出4000余条原始记录。下午17时50分，一份详报送到北京二机部核试验办公室，文件首页加盖红章：代号596，实爆圆满。
直到夜里，张蕴钰才从白云岗走出。戈壁夜风刮得猎猎作响，他抬头，只见天幕被炸云洗得透亮，银河像一条翻转的河。没人再说话，沉默里却隐约带着轻松——那个“能否成”的问号，终于在这片荒凉土地上被点成句号。
22年后，也就是1986年夏季，基地官兵在塔基旧址竖起“核爆炸纪念碑”，碑体只刻八个字：为国铸剑，功在千秋。张蕴钰当时已72岁，他站在碑前良久，用手掌轻轻抚过石面，没有讲话，只是在心里默默回想那张发黄的操作规程，和写下日期的那支断芯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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