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小步快跑地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力图促进军事外向化发展，提高对外军事影响力。高市早苗上台后筹划在2026年上半年全面解禁武器出口，试图通过鼓励武器出口湖北配资平台，夯实扩军拓盟备战的军工基础。日本重新走上贩卖战争、以战养战、借战牟利道路的危险动向，值得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邻国高度警惕。
由禁止转向鼓励武器出口
二战后受“和平宪法”制约，日本被迫对武器出口采取严格许可管理制度。1967年，佐藤政府公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规定不得向共产主义国家、联合国禁止出口国家、国际纷争当事国等三类国家出口武器。1976年，三木政府公布“关于武器出口的政府统一见解”，规定对上述三类国家以外的国家也慎勿出口武器及制造设备。日本由此确立了事实上全面禁止武器出口的政策立场。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谋求成为大国的野心不断膨胀，日本政府以“例外措施”为幌子，先后核准实施了21起武器出口。2011年，野田政府出台“一揽子例外措施”，公然允许出于“贡献和平”、国际合作或者推进防卫装备联合研发生产需要出口武器。“例外措施”变质为“惯例措施”。2014年，安倍政府废止“武器出口三原则”，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不但将“例外措施”合规化，还允许出于安全合作或自卫队海外行动、海外撤侨需要转让防卫装备。日本事实上形成鼓励武器出口的政策导向。
2023年至2024年，岸田政府又两次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实施方针，对以下情况予以认可：针对与他国联合研发的装备，允许向第三国出口上述装备维修保养所需的零部件；允许将获得授权生产的武器装备出口到发出授权国，并且发出授权国可在征得日本同意的前提下将该武器装备出口到第三国；允许向安全合作伙伴国出口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5类非杀伤性装备和各种杀伤性武器装备的零部件；允许向受到“侵略”或者相关威胁的国家转让非杀伤性装备；日英意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可出口到与日本签署武器装备及技术转让协定的国家。至此，除成品武器出口外，有关武器出口的大部分限制已被日本政府变相撤销。
高市向来以继承安倍路线的右翼“旗手”自居，毫不掩饰将日本变为军事大国的野心。她借口落实与日本维新会联合执政协议，筹划2026年全面撤销有关成品武器出口仅限于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5类非杀伤性装备的限制。这既是近年来日本武器出口政策加速变质异化的必然结果，更暴露了她试图借此全面扫除“和平宪法”残余限制、推动日本修宪扩军拓盟、走向军事大国的右翼政客本色。
武器出口成为军事外向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朝鲜战争特需”和“越南战争特需”下的武器出口一度为日本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武器出口的经济价值相对下降，但政策价值反而显著增强。21世纪以来，随着大国博弈不断加剧，武器出口演化为日本推进对外军工合作、强化军事外向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战略指导看，2013年的“安保三文件”要求日本“通过活用防卫装备更积极地贡献和平、推进国际合作，参与防卫装备联合研发生产”。2018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要求“日本政府一体化推进符合日本安全需求的武器装备对外转让”。2022年出台的新“安保三文件”则露骨地强调，“防卫装备对外转让是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安定，慑阻对手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塑造有利安全环境，援助受侵略、攻击或者类似威胁国家的重要政策手段”，为此需要“在广泛领域顺畅推进具备高安全价值的装备转让和国际联合研发”。
从战略实践看，武器出口限制的不断放宽为日本军事外向化发展大开方便之门。2004年，作为“例外措施”核准的日美弹道导弹防卫系统联合研发生产项目，成为日美军事一体化发展的起爆剂。2011年核准的F-35战斗机国际联合研发生产项目，大幅促进日本与世界各地美国盟友之间的军工合作。2023年，日英意签署下一代战机研制项目“全球空中作战计划”，开创了日本与美国之外军事强国直接推进军工合作的先例。在此过程中，日本与美、法、德、英、意、澳、印、菲等16国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让协定》，并借机与有关国家签订《情报保护协定》《物品服务相互提供协定》《互惠准入协定》等军事合作文件，从而夯实并扩充了支撑其海外派兵、海外用兵的盟友伙伴网络体系。
高市上台伊始在国会政见演说中就宣称要“推进强有力的外交国防政策”。如果高市果真在2026年撤销成品武器出口5类限制，日本势必将变本加厉地以对外军工合作为抓手，拉拢域内外国家打造小多边军事同盟，推动自卫队走向海外、用兵海外，成为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的搅局者。
走上以战养战、借战牟利的邪路
近年来，日本陷入了一个怪圈：经济越疲软，安全危机意识就越强烈，也就越试图推动军事大国化。自2022年出台新“安保三文件”以来，总额高达43万亿日元的庞大军费预算对日本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挤压。高市上台后，不但没有试图扭转这一不正常趋势，反而掀起新一轮扩军备战高潮，筹划提前推动军费达到GDP的2%水平，加快形成和列装“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乃至突破“无核三原则”。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一环，高市政府批准2025财年总额18.3万亿日元的庞大补充预算案，军费关联预算高达1.1万亿日元，需要发行11.7万亿日元新国债来筹措资金。这种一意孤行、罔顾民生、穷兵黩武的做法引起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深切担忧和强烈批评。
与此同时，在日本政府大力扶持下，军工产业赚得盆满钵满，利润水平有望从8%提升到15%，呈现一派“畸形繁荣”景象。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4年全球军火企业收入榜单显示，日本五家主要军工企业——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通、三菱电机和日本电气的总销售额同比激增40%，达133亿美元之巨，增幅远超国际平均水平。正是看到有利可图，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才在2025年提交的政策建议中明确要求，日本政府制定统一的“防卫装备转移战略及基本计划”，参照美国对外军售制度成立专司武器装备出口的政府机构，扩大对军工产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简化武器装备出口许可流程，原则上30天内必须作出是否许可的答复。
在政府与军工界的密切勾连和大力兜售下，高市上台仅一个多月，日本武器出口就“收获颇丰”。继澳大利亚之后，新西兰也准备采购日本“最上”级新型护卫舰，印度尼西亚则有意进口日本的二手潜艇。日本还向美国转让了“爱国者”导弹，并计划向菲律宾出口03式中程防空导弹及情报收集和指挥控制系统。
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希望通过扩大武器出口，达到提振国内军工关联产业、绑定域内外关键支点国家、围堵战略对手、提升军事影响力的“一石多鸟”之效，进而实现以战养战、借战牟利。然而，揆诸历史，这种做法终归是饮鸩止渴、害人害己，将把日本重新带向一条不归路。
（作者：杨久成，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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